【案情】
2011年初，被告人李某、刘某、蒋某共同预谋贩卖毒品，蒋某在重庆负责购买毒品，李某、刘某负责找人将毒品从重庆运到张家口贩卖。同年2月11日，被告人马某受李某、刘某指使，从北京乘坐飞机至重庆，在刘某位于重庆的租住地等待蒋某供货。同年2月14日，被告人岑某带领蒋某来到沈某在成都市的租住地，蒋某以10万的价格向沈某购买毒品甲基苯丙胺494.49克，并向岑某支付8000元。2月15日23时40分，马某携带上述毒品乘坐重庆开往北京西的K590次列车，2月17日5时许在北京西站被公安机关查获。
【审判】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李某、刘某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并指使他人运输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马某明知是毒品而帮助他人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均依法应予惩处。李某、刘某、蒋某共同预谋贩卖毒品，并为贩卖积极实施非法购买毒品行为，构成共同犯罪。李某曾因犯罪被判刑，对其酌予从重处罚。蒋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贩卖毒品罪，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蒋某协助抓获其他同案被告人，系重大立功，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蒋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综合上述情节，对蒋某予以减轻处罚。李某、刘某指使马某运输毒品，马某帮助二人运输毒品，上述三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李某、刘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马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马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马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合上述情节，对马某予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决：李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蒋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29000元；马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22000元。
一审宣判后，李某、刘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李某、刘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分歧】
本案中关于被告人马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及在何种罪名下成立共同犯罪，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马某与李某、刘某在刑法第347条的范围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成立共同犯罪，由于该条是选择性罪名，应按照各被告人分别实施的犯罪行为处罚，对李某、刘某按照贩卖毒品罪处罚，对马某按照运输毒品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刘某、马某三人构成共同犯罪，其思路也主要立足于马某对整个贩卖毒品活动的知悉，并从事贩毒活动的重要一环，但第二种意见对于三人成立共同犯罪而分处不同罪名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在贩卖毒品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对这种结论的多数反对意见在于，既然刑法347条对运输毒品行为有单独评价，跳过运输毒品罪而定贩卖毒品罪（的帮助犯）有些不妥。
【评析】
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理由是：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故意共同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在主观方面，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即共同犯罪人明知是毒品而共同进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窝藏毒品等活动，并不要求每个共犯都彼此认识或一同策划，只要共同犯罪人知道自己是在为共同实施某一毒品犯罪行为即可，对其行为引起的社会危害后果抱着希望或放任的心态。在客观方面，必须有共同实施毒品犯罪的行为，不仅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窝藏毒品或者其他毒品犯罪行为，而且包括策划、出毒资、为完成毒品犯罪活动提供交通、联络工具、住宿、掩护等各种方便的行为。本案中，在主观故意方面，马某是李某的前妻，知晓李某、刘某和蒋某从重庆运输毒品到张家口贩卖的计划，也明知其行为是贩卖毒品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客观行为上，马某在2011年1、2月间曾独自三次将毒品运输至张家口，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客观上实施了贩卖毒品各环节中独立的一个环节。因此，马某应该与李某、刘某构成共同犯罪。
但是，鉴于该意见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且刑事审判实践鲜有先例，因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更为稳妥的意见，即对于李某、刘某、马某在运输毒品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均按运输毒品罪处罚。其基本理由在于，从现有证据来看，马某的供述证实刘某带其到重庆运输毒品，指示运输路线、接头地点、接头人物，甚至是如何藏匿毒品，李某和刘某二人一同给其毒资、支付报酬，蒋某的供述印证了刘某和李某找马某运输毒品，刘某带马某来重庆运输毒品的事实。上述证据证实了刘某与李某指使、雇佣马某运输毒品的事实，而马某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因此，根据刑法理论，李某、刘某和马某成立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马某是受雇运输毒品，属于从属、受支配地位，可以认定为从犯。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一是从证据角度来说，现有证据能够清楚显示上述三人的共同犯罪故意，且有相应的实行行为；二是从理论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共犯关系为司法实务所认同，也避免了理论争议。
同时，由于李某、刘某、蒋某三人共谋贩卖毒品，该三人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因而，李某、刘某同时触犯了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两个罪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的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因此，李某、刘某应定为贩卖、运输毒品。
座谈会纪要》规定，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
我们认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主犯具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的，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的幅度，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并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线之间的量刑平衡。如果是罪行极其严重的主犯，仅有一般立功，不足以抵罪的，不予从宽处罚；主犯检举的是其他犯罪中罪行同样严重者，功足以抵罪的，可从宽处罚；检举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不足以抵罪或从宽后量刑失衡或造成相关联的其他案件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从犯协助抓获主犯的，应予较大幅度从宽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严景琨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共7200克、氯胺酮100克，涉案毒品数量巨大，并在犯意提起、犯罪策划、纠集共犯、毒资筹措、具体行为实施等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罪行极其严重，虽有立功表现，但不足以从宽处罚。
来源：中国法院网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